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（960年—1094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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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后周世宗于959年死去后，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作为继承人，他的将领赵匡胤在次年毫不费力地篡夺了帝位，建立了宋政权。宋朝（960年—1279年）最初看上去不过是自“五个朝代”以来的一系列短命王朝中的又一个，但它很快富有成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统治。赵匡胤对南方一系列分裂政权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，从而将其版图扩大到中国本部的大部分区域。在北方，宋和刚刚崛起的契丹帝国（916年—1125年）也开始了持久的对抗，虽然没有取得其领导者所渴望的压倒性胜利，但契丹人南进的步伐毫无疑问被挡住了，这已经足够赋予宋以合法性。用不了多久，宋的臣民就意识到，混乱时代已经结束，中华帝国的秩序再次重建了。

但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这将是一个和以往都不相同的新秩序。为了避免武将篡位的悲剧再次发生，中央权力被大为加强了。自唐晚期以来的割据势力被扫荡一空，由帝国政府统一任命官员治理。各地区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性被连为一体。在这一基础上，再度出现了所谓的“江河与湖泊”的全国流动性区域。

作为严格的历史范畴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武术世界产生于中国历史的“近世”（Moes）开端，亦即北宋时期。在此之前，仅仅有单独的武术家——游侠、刺客、僧侣或者军人——以及若干文化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武术流派，而没有一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，让他们得以发展出诸多复杂互动形式的普遍关系网络和活动空间。

江湖或“江河与湖泊”，正如这个隐喻所显示的，既是关系性的网络，又是可供人活动的空间。虽然在上文中，我们追溯了其在先秦及唐朝的根源，但它第一次以成熟的形态出现于宋代早期。这主要得益于唐末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阶层的消灭，结束了中古时代严苛的人身依附关系，而在宋代第一次建立了平民社会。在10世纪加强的皇权之下，原本分层的固定等级秩序被废除了，整个社会第一次成为一个相互流动的平面。契约化的租佃制关系，较宽松的户籍制度，城乡分治的行政体系，平民徭役的废除，以及科举制度的复兴，都赋予了宋代平民以远远超过前代的人身自由，为这种流动性创造了条件。77这种流动性既是纵向的，例如从平民成为政府高官，也是横向的，如佃农进入城市或者商人的跨地区贸易。特别是在横向上，手工业雇佣关系的普及、商业贸易的发达和全国市场的出现，构成了这种流动性的主要原因。78

在这一基本平面之上，在唐代仍然依附于军阀和寺院的武术家们，得到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领域。水上和陆地上的道路不再只是连通帝国不同区域的中介，而具有了独立的地位。正如“游侠江湖”“行侠四方”之类的短语所勾勒出的，部分人群通过在江湖世界的不断迁移，通过对流动性本身的隶属，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社会维度。这一领域通过伸展到帝国各个角落的网络和节点，充满了诱人的可以利用的资源，而帝国的国家机器无力一一控制，因而成为武术家们角逐的场域。

首先兴起的是抢劫商旅和富翁的武装匪徒或“山寨（Mountain Stronghold）”，他们是一群罗宾汉（Robin Hood）式的亡命之徒，以外人难以进入的山林深处作为基地，控制各地方的交通要道，将武术最直截了当地运用于非法勾当，宛如依附在人肠道内壁的寄生虫。云州秦家寨是其中的佼佼者，这一山寨创立于北宋初期，建立在宋辽边境的太行山脉中，以世代相传的“五虎断门刀法”而闻名，宋朝向辽国输入的商品是他们的主要劫掠对象。

山寨的存在是悖论性的。它既依托于江湖网络，又威胁到了后者的存在。毕竟，武装匪徒的盛行会扼杀江湖体系的流动性，造成交通中断和商业萎缩，从而也否定了自己存在的根基。为解决这一悖论，大部分山寨采取了收取“买路钱”的方法，即过路者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换取道路畅通和自身的平安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就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转入武术家的手中。

当然，即使支付了相应金额，过路者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，特别是对于携带大批财货的富有商人来说。他们必须另寻对策。由此产生了保护商人或其他富豪的雇佣武师。成熟的商业性镖局在北宋时代尚未出现，但已经有许多武术家受雇于有需要的商贾或地主，成为他们的保镖或护院。很自然地，在这一长期结构性对抗中，非法的山寨和合法的保镖都需要稳定的武术支持，为之提供人力资源的武术门派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，转而成为独立的武术家团体，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强化了对内部成员的控制，转变为较严格的准政治军事组织。